文｜陈 希实盘配资
广东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和先行地，也是红色文化的热土和“富矿”。反映东江红军总指挥、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长古大存波澜壮阔、起伏跌宕人生故事的长篇纪实性小说《红玫瑰》出版，是红色文学岭南叙事的一次极大拓展。
古大存（1897—1966），原名古永鑫，曾用名张炳，广东五华人。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两次东征，后任东江工农红军总指挥、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长等职务，是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。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称古大存是“一朵红玫瑰，带刺的”。古大存带领东江红军战士浴血奋战，牵制住妄图进攻中央苏区的广东军阀近十万大军，把东江革命根据地建成“中央苏区的南方屏障”。
红色纪实性小说融合革命纪实性与文学表现力，既需坚守历史真实的底色，又需通过文学叙事传递红色精神与时代价值。红色纪实性小说的核心前提是对“红色历史”的尊重，叙事必须确保历史事件、人物、时代背景的真实性，人物言行和性格逻辑符合历史语境中的身份特征，增强“历史在场感”，这是区别于纯虚构题材作品的关键。与前辈作家相比，当前红色文艺作者都没有战争亲身经历，需要多方寻找史料，实地调研。作家王国梁历经6年创作出《红玫瑰》，与之前的《千里血脉》《沧海英雄》《大营救》等相似，均以严谨的史料考证、地域文化融合和创新的叙事结构为显著特征，在叙事形态、主题开掘和人物刻画等方面呈现新的走向。
《红玫瑰》。
王国梁的创作一贯注重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，以脚写作，注重现场感，如他在创作《千里血脉》时，他沿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实地采访近百名当事人。《红玫瑰》延续这一模式，聚焦特定地域的红色历史，以广东地区地下党组织活动为背景，通过考证地方志、当事人回忆录等，还原革命时期的真实场景。王国梁历经三载，三易其稿，沿着古大存战斗的足迹，奔赴粤东20多个县市，100多个村庄，数百个据点采访调研和收集史料。这种“用脚写作”的方式，致力于保持历史叙事的现场感和保证史实的准确性，兼具文献价值与文学感染力。王国梁的纪实性红色小说以“史笔为骨，文心为魂”，在还原历史本真的同时，赋予革命叙事以美学深度和时代温度。作品既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，也是对当代文学的贡献——通过将“宏大叙事”与“个体叙事”“历史真实”与“艺术真实”有机统一，为红色文学的创新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。
用心拥抱，情理交融，是王国梁作品的重要特点。他擅长塑造有血有肉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对复杂事物有敏感的洞察力，能很好地把控众多人物的“适配性”，通过具体生动的场景、细节、心理等描写，采用合理虚构和想象，填补历史空白。《红玫瑰》在描写古大存、李斌、古宜权等人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，表现英勇无畏的斗志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智慧才能。革命者，思想新潮先进，观念超群脱俗，干革命，出生入死，壮怀激烈。但革命者也是人，具有七情六欲，工作和生活，相辅相成，缺一为憾，少一不可。志同道合的革命过程也有情投意合的爱情人生，《红玫瑰》与过去书上看到的革命者形象大不相同，其色彩斑斓与复杂丰富以及悲情，超出一般常人固有之印象。书中描写古大存与徐妙娇、古宜权与李山妹、李斌与张剑珍的甜美爱情，生动感人。这种自由恋爱的心动和男女结合，在革命叙事中并不多见。惟其如此，弥足珍贵。
古大存之外，《红玫瑰》将李斌、徐妙娇、古宜权、张剑珍等“无名英雄”从历史暗角推向聚光灯下。小说通过“主角+群像”的互文叙事，展现“红色事业”的集体性。既聚焦核心人物古大存的成长，也刻画指战员、通信兵、农民等配角和反面人物的故事，通过不同身份的个体命运（有人牺牲、有人坚守、有人动摇），描绘革命全景，突破英雄叙事的扁平化倾向和“高大全”模式，呈现复杂性和深刻性。《红玫瑰》通过“家庭—革命—情感”的多重维度，展现古大存作为爱人、儿子和战士的复杂身份，塑造了有血有肉、可歌可泣的革命者形象。例如，描写古大存在处决恶霸时面临的亲情、乡情与信仰冲突，既凸显革命理想的崇高，又揭示人性的幽微。
《红玫瑰》聚焦和发掘广东地区鲜为人知的革命事件和南粤英豪。王国梁作品常以地理作为叙事单元和叙事脉络，结构全篇，将岭南本土特色与时代风范相结合，展现了岭南红色文学叙事新形态。《千里血脉》以交通线为“血管”串联历史节点。《红玫瑰》以粤东革命据点为线索，贯穿五华、丰顺、潮州地区，交织琴江、横陂、畲坑、八乡山、大南山、桐梓洋、观音山、乌禽嶂等山川地理为叙事单元，通过“点—线—面”的结构展开，既强化历史现场感，又赋予和开拓作品空间美学张力，串珠成链，形成“流动的史诗”。
作为广东作家，王国梁的作品深植于岭南文化土壤。《红玫瑰》中客家方言和潮汕方言、粤东民情风俗、客家山歌的融入，使革命叙事充满地域质感。这种“在地性”书写，既丰富了红色文学的文化维度，也为地域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和开发提供了启示。
（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实盘配资，广东现代作家研究会会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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